从《大斗酌酒判》看唐朝审计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特别是其中期以前，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国强民富，国泰民安，因此，这一时期，审计的“免疫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中国审计博物馆内展陈有一大一小两个酒斗，小斗约盛2公斤，大斗约盛6公斤。这两个酒斗背后，就有一段与唐代审计相关的故事。

　　唐代审计职能主要由比部承担。据《文苑英华》卷五〇四《大斗酌酒判》序言中载：“元日会序宾，光禄以大斗酌醴，祈黄耉，比部以无令式，勾征。诉称：以引以翼古之道也。”意思是说，元日、冬至等朝会，由光禄寺负责供给与会宾客酒食，因以超过制度规定的大斗供给宾客酒料，使酒的支出数量比旧制增加。比部审计后，认为光禄寺此举无法律法规作依据，是“超标准接待”，向光禄寺征收赔偿，光禄寺则以行“古之道”进行辩解。

　　按照唐代官制，比部与光禄寺级别相当。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时代，“上审下”通常易于被接受，而同级之间，比部这个“审计项目”的结果反响相当大。在《全唐文》中，收录有三人对大斗酌酒一事所作判文，各执一词，见解各异。第4部卷三百三十一，收录的是王昌龄所作《大斗酌酒判》：“……瞻彼有司，未详光禄，嗟引翼之攸懵，何令式之无稽？徒欲致讥，诚堪耸诮”。对于光禄寺的辩解，王昌龄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是无稽之谈，光禄寺所谓的“古之道”让人怡笑大方，堪称昏聩。细考王昌龄的生平，可以推定，这则判文应该写于其擢博学宏词科（开元22年）之后。此时的唐朝，经过了百年的发展与积累，已臻於鼎盛，进入了黄金时代。但是，此时，唐玄宗专宠杨贵妃，不思进取，且极尽铺张之能事。上行下效，朝庭各部门的奢糜之风日盛，种种腐朽迹象表明，此时的唐朝已处於盛极而衰的边缘，仅靠比部查处来控制奢侈浪费之风，显然已是独木难支。

　　《全唐文》第04部卷三百三十《大斗酌酒判》的作者沈东美，时任膳部员外郎，他在判词中竭力为光禄寺开脱，“……式夷式已，以引以翼，方得古人之礼，宁亏圣主之私？郎署虽欲深文，卿寺岂宜甘罪！ ”他认为光禄寺的行为中规中矩，符合常情，比部勾征，有小题大做之意，光禄寺不宜惩罚。膳部“掌陵庙之牲豆酒膳”，是一个以接待工作为主的部门，因为当时已经处于一种崇尚铺张浪费的社会氛围之中，沈东美在给光禄寺辩解的同时，似乎也有“给自己留条后路”之意。

　　对于比部与光禄寺之争，刘润亦有一判词，载于《全唐文》第05部卷四百一：“……光禄乃遵乎古道，未蹈深愆；比部则格以金科，言从勾纳。法其画一，理在征收，刑贵惟轻，不宜加罪。”他认为，光禄寺的行为确实是“遵乎古道”，没有大错；而比部也是依据法律法规在履行职能，实施处理。因此，他的结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部应该处理，但也要考虑实际情况，不应重责。刘润于唐开元年间擢书判拔萃科，“司法判断”为其所长，因此，他的判言较具理性。

　　比部与光禄寺关于大斗酌酒之事的争论结果，史书上未见有记载，“不了了之”应该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不难发现，“审计处理难”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但是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破解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还是在于审计本身，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要立足全局、设身处地、客观全面地加以分析，透过现象看其本质，据法据理，适度处理。从这个角度来讲，本案留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三点：

　　1、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就要敢于“据法力争”。比部审计，完全是有板有眼，依法进行，而光禄寺的辩护，虽然头头是道，却都是在“论理”，很显然，合理不一定合法。比部不怕得罪光禄寺这样的实权部门，不怕得罪光禄寺的座上之宾，敢于“据法力争”，这为增强大唐统治的免疫能力，延续大唐的盛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扩大审计效应，就要善借外力“联合监督”。审计，意味着要“求疵”，而有疵者往往并不都愿意为人所知。大斗酌酒一案之所以影响深远，除了案件本身涉及“行政机关招待费”这个热门话题外，与公开案情，让公众参与评判讨论也有很大关系。著名诗人、政府官员都就此事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的提出责问甚至责骂、有的提出处理意见，发挥发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不仅对整个社会都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而且增强了审计影响力。

　　3、提高审计质量，就要强化“和谐文明”的理念。对光禄寺符合“古之道”的违规行为，比部没有简单的盲从附和、鼓掌喝彩，而是“格以金科，言从勾纳”，无可厚非，但是，倘若比部站在光禄寺的角度帮他想想怎样标本兼治、杜绝今后，用现在话讲，就是做到“监督与服务并重”，或许就不会出现“不了了之，审无下文”的尴尬局面了。古语云：“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礼之用，和为贵”，构建和谐社会，审计也是责无旁贷，在审言审，我们更要说，“审之道，和为贵”。而这也是发挥审计宏观性、建设性和开放性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