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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突破 [打 印]
罗哲·里兹（Roger S. Leeds）教授是一名活跃在学商两界、极力推崇私募基金发展的人物。他早年任职于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也曾在世界银行下属的IFC工作。商而优则学，罗哲后来进入了美国著名学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研究学院担任主讲国际金融学的教授，并担任该学院国际商业和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为学院培养兼顾政商两界并具备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出力不少。两年前，他又与诸位同仁一起成立了发展中市场私募基金协会并担任主席，开始为私募基金在发展中市场谋求突破四处努力。此次，他作为德勤“炉边谈话”系列的主讲来到上海，《财务总监》杂志就中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对他进行了专访。 您对中国发展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我曾经在东欧和前苏联工作过5年，关注私有化的问题。当我把中国的经验和这些国家进行对比的时候，发现的确需要给予中国政府以巨大的褒奖，因为它采取了与那些国家所采用的休克疗法完全不同的做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东欧和前苏联的问题在于，它们希望能够在一夜之间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不可能的。所谓的休克疗法只能把国家送入经济衰退的深渊。相比之下，中国推崇由国家控制的一步一步走的渐进策略，结果世人都看到了效果。 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获得褒奖，因为它有远见，同时也看到了渐进策略的好处。而在现实当中，这种渐进策略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仍然会觉得这种转变还不够。但是我要说的是，作为一名商人，你必须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没有一个外国商人能够仅仅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而在中国取得成功。 那您认为什么是中国发展的瓶颈呢？ 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金融行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我同意这种看法。市场仍然无法在这一行业起到多大作用，政府的控制仍然很紧，银行几乎完全主导了资本市场，而私营企业却常常借贷无门。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你又有可能发现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虽然政府已经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向市场经济转变上来，也意识到私营经济将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私营经济在中长期资本市场上却受到了极大限制。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后五年内会有大的改变。 您觉得其他哪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能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指引？ 我觉得最接近的比较是印度，尽管现在人人都在对比中国和印度。当然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最近经济发展的迅猛程度来看，印度和中国都是有可比性的。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发展都超过印度，唯独在金融市场上的发展相对落后。当然，印度发展金融市场的历史比中国长得多，所以直接把两者进行对比有些不公平。印度的股市发展得很好，有40多年的历史。此外，他的债券市场也发展得不错，流动性也很好，私有企业很容易募集到资金。当然，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印度商界有很深的遵守法律的传统。虽然并不完美，但是与中国相比，（在印度的）投资者对法制的信心显然更强一些。 那中国该如何加强商界的透明度呢？ 这需要更强的公司治理。我希望强调三点：一、对信息披露的要求要大为提高，执行力度要增强；二、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这一点中国正在做）；三、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也是中国人最难做到的，就是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有效的独立董事，不应该通过政治任命，而应该考察他们是否具备丰富的经验。独立董事还必须对高管层达到特定的目标负责。 在中国，公司治理仍然乏善可陈，但是中国的国企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冷落。三家国有银行竟然能够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募集到300万美元的资金，的确很令人吃惊，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漏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想赶上中国发展的大潮。但是，如果你不对公司治理的问题进行改善，那么迟早会出问题。 我认为中国政府很清楚这一点，也会通过他们自己的方案去解决。他们非常能适应新情况。我认为，未来五年内，中国的金融市场一定能够像过去五年私有企业的蓬勃发展一样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的学习能力超强。 您在演讲中提到，私营企业必须帮助政府认识到私募基金的作用，您觉得私营企业应该怎样发挥这样的作用呢？ 中国私募基金的发展规模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因此它应该有很大的潜力。中国的银行要规避风险，其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国有企业，而股票市场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发展。这使私营企业在寻求资金时可选择的资源很受限制，许多中型企业常常为没有资金而犯愁。我认为，中国政府既然已经把向市场经济的实质性转变作为今后发展的目标，就应该意识到私募基金的作用。但是他们对私募基金并不了解，对它的潜力也不清楚。这就需要私营企业以及金融业者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帮助政策制订者更多地了解私募基金。 您创建的发展中市场私募基金协会的目标是什么？ 我两年前创建发展中市场私募基金协会是因为私募基金之间缺乏交流，与政府的沟通更少。这是一个特别缺乏组织的行业。但同时每个人都在抱怨在发展中市场做私募投资很难，因为监管薄弱、公司治理有问题，而高素质的管理者也很难找到。我们建立这个协会的主旨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让这些竞争者能够一起合作、交换信息、共同推动一系列的改变，让更多的人对私募基金有所了解。我们现在在全球有100多名会员。我们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私营企业游说政府，让政府官员更多地了解私募基金的运作模式。 您觉得中国要促进私募基金的快速发展，必须作出哪些改变？ 最重要的一点是信息披露的执行力度。政府必须建立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它可以支持公司治理改革，创造一个对私募基金而言十分优厚的税务环境而不增加对资本收益的税率；它还可以更加放开外国私募基金在国内的发展。当然，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应该鼓励中国成立自己的私募基金。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存款率，大量资金闲置在银行内，这其中哪怕只有很少一部分资金——比如说3％——被用于私募基金，其效果几乎都是惊人的。其实，私募基金在欧美的发展就是这样。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监管机构的政策变化允许养老金和保险基金将其一小部分投入到私募投资领域，结果整个私募投资产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壮大了起来。 我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大多数的私募基金仍然来自海外。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其实在发展自己的私募投资领域时有很大的潜力。当然，现在政策层面可能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是我相信长远看来，这一产业的潜力无穷。 除了监管政策的改变之外，还有哪些做法能够推动中国私募基金的发展？ 另一重要的问题是人才。中国企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管理者有一种不透明的企业文化。他们不喜欢信息披露，他们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家人和挚友之外的任何人。这样一来，第三方融资就很苦恼，因为他们希望得到资金，可同时又不希望做任何必要的（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变。这种文化必须逐渐改变，当然这只有等到越来越多私募基金投资者进入之后才能去推动。 私募基金投资者都十分强悍和严谨，这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投资都很难马上变现，风险极高。和银行不同，私募基金一旦决定投资，就只有在投资项目成功之后才可能套现。对他们而言，最困难的是找到能够合作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视私募基金投资者为合作者，认为他们能够帮助企业发展创造价值。大多数的中国管理者对私募基金投资者都抱有怀疑的态度，你必须了解这种企业文化。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把私募基金投资者当作合作者而不是仅仅视其为出资人这样的观念，在许多国家都需要一段时间去培养。 同样，中国虽然也有很多很精明的私募基金投资人，但是人数很少。这是一个很新的产业。我觉得随着越来越多的有海外经验的海龟回国，这一人才希缺问题会得到解决。 您提到凯雷基金在收购徐工的过程中迟迟无法完成并购，有过四次庆贺并购的典礼，却总是因为政府批复的问题无法最终在并购协议上签字，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我认为在这个案例中，没有哪个私募基金能够忍受如此的反复。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政府不仅仅在“出售徐工是否涉及国家利益”这个问题上模棱两可，而且总是在最后一分钟作出变化。这再次显示了透明度的缺乏。实际上，凯雷已经花了2年的时间做尽职调查，与徐工的管理层协商。我认为，中国政府会逐渐意识到规则的设定必须与国际接轨。 中国政府一定知道转变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如果我是（凯雷的主席）大卫·罗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我绝对不会在重重受限的情况下仍然试图去完成这一交易，这显示了政府对私募投资仍然十分缺乏了解。但是，当我和罗本斯坦聊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们做好了要有十足的耐心的准备，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是长期的。”他和其他的私募投资者相比要更加有耐心。你必须意识到，在中国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如果你早早就泄气了，那么你永远不会成功。 那在中国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 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现在还站在起点。尽管这个过程会发展很快，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天的转变仍然会让许多人沮丧。 您觉得今后中国发展最大的亮点会是什么？ 今后，中国最令人关注的将不再是外资的巨额投资，而是大量的中国资金投向海外市场。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只是冰山一角，类似的投资将成为一种潮流。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西方跨国公司竞争，它们会在巴西、印度、东欧等发展中市场与西方跨国公司比拼。你将看到中国投资者在海外变得越来越成熟。几年之后，你可能会看到中国的对外投资将超过外国对中国的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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